在新加坡,雇主聘请女佣之前应该三思而行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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疫情当下,在新加坡找个好保姆变得越来越难。好保姆碰到好雇主,那就是“心心相惜”了!

受访女佣中介表示,菲律宾和缅甸女佣难等来,但印度尼西亚女佣只需接受隔离就可入境,但雇主必须承担女佣隔离费用。

六合发女佣中介公司的负责人王杨贻荃受访时说,过去半年女佣的市场供应越来越紧张,确实出现“女佣荒”。

我们应该平衡看待雇主与外籍女佣的相对关系及位置。(档案照)

在繁忙的都市生活中,为人父母的责任是没完没了的,两人必须兼顾事业与家庭。为了缓一口气,诸多上班族在逼不得已的情况下,聘请外籍女佣照顾年幼小孩、打理家务,这种现象在新加坡极其普遍。雇主与外籍女佣住在同一屋檐下,文化上与期望上的差异,难免导致彼此之间产生摩擦甚至反感。笔者的家庭曾经聘请过女佣,所以对这话题并不陌生。

近几年,本地雇主虐佣的案件偶尔见诸报端,包括《联合早报》于2021年6月23日报道一名女雇主活活虐死女佣,被判监禁30年的案件。该报道描述女佣受折磨至死,实在骇人听闻。人力部就该案件做出回应,当局正着手探讨加强监管,安排随机家访,视察女佣是否适应工作和生活环境,旨在预防外籍女佣被虐事件重演。

人力部的举措的确值得赞许。然而,笔者认为虐佣的雇主少之又少,属于一小撮害群之马;而在维护外籍女佣的同时,雇主的权利及其所面对的雇佣问题,也应该受到关注。为此,笔者发现本地有些外籍女佣惹是生非,不畏挑战雇主,例子屡见不鲜。

不少女佣抵达新加坡时属于桃李之年,尚未承担家庭义务,思想较为不成熟,其中有些甚至抱着在新加坡“度过短暂假期”或“度过蜜月时期”的心态,根本不把工作放在心上。

好几年前,笔者的亲戚曾经聘请一名外籍女佣,工作六个月就无缘无故要求回国。笔者的亲戚尝试说服她留下,后者却把雇主的劝导当作耳边风,态度强硬,使得前者无可奈何地掏腰包订机票以满足女佣的要求。

雇主的经济损失不容小觑,既须缴付飞机票,也得缴付女佣中介不可退还的费用。对中产阶级家庭而言,这笔费用并不小。

随着现代社会的数码化,绝大多数的年轻外籍女佣拥有至少一个社交媒体账户,以便与亲戚朋友联系。

表面上看起来这没问题,实际上外籍女佣很可能从社交媒体平台结交“知心朋友”,在固定假日与其会面,耳濡目染,受到这些“朋友”的负面影响,开始质疑自己的雇主。

更恐怖的是,一些外籍女佣甚至在雇主家中拍照并晒在社交媒体。这样的行为仿佛一个陌生人侵犯了雇主的隐私。

当然,雇主也不可排除女佣虐待年幼小孩或年长家人的可能性。有些雇主为了防患未然,在家中安装闭路电视,监视女佣的行为。

有些社会人士认为这侵犯女佣的隐私,但从雇主的角度,这很可能是他们在繁忙工作时,唯一确保至亲安全的举措,是给自己的一颗定心丸。

时至今日,冠状病毒仍在肆虐区域国家,包括本地外籍女佣的来源地,导致女佣无法抵新受雇而出现僧多粥少的现象。

在这种情况下,本地雇主处于劣势,而有些外籍女佣仗着本地市场闹“女佣荒”而显露嚣张的态度,要求提高薪金,或者表现懒散的工作态度,甚至威胁跳槽换雇主。

有些雇主为了避免麻烦,允许女佣跳槽。然而,女佣可能同样给新雇主添麻烦,形成一种恶性循环。

也许很多人认为聘请女佣是一种特权,既能给全职父母减轻负担,又能成为年幼小孩的好伙伴。然而,事实证明这并非如此。

聘请女佣可谓冒着风险,雇主在初次的会面或面试中,无法充分了解外籍女佣的个性与生活背景,反之亦然,而雇主往往凭着良好的第一印象聘请女佣。

谁知女佣受雇后可能展露真面目,或者态度彻底改变,颠覆了雇主的家庭生活。我们也不能忽略雇主聘请女佣的诸多沉没成本(Sunk Cost),如海外及本地的女佣中介服务费用,加起来起码有几千元。

因此,雇主聘请女佣之前应该三思而行。同时,我们应该平衡看待雇主与外籍女佣的相对关系及位置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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